某信用证纠纷案判例评析

来源:外贸律师网  时间:2011/12/23   

 
四川川投进出口有限公司诉东方汇理银行萨那分行和上海分行信用证纠纷一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做出一审判决,判令两被告承担付款责任【(2003)沪一中民五(商)初字第137号】。两被告不服,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沪高民四(商)终字第41号】1。

重新审视该案,尽管判决结果正确,但其判决理由却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本文立足于法院的角度对判决书中所涉若干问题作一简要评析,供参考。

【案情概要】

2001年7月起,也门泛洋有限公司(泛洋公司)就购买户外架设用电话线事宜与四川川投进出口有限公司(川投公司)达成交易,约定采用信用证结算。

经泛洋公司申请,东方汇理银行萨那分行(萨那分行)于2002年3月26日开出了以川投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信用证项下总金额为212,250美元,指定受益人川投公司向东方汇理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分行)交单、议付;允许分批装运、转运,最迟装运日期2002年6月2日;付款条件:信用证金额85%凭提交的完全符合信用证条款的装运单据支付,15%的应付余额在最后一批货物到达也门荷台达港后1天内偿付。后来经过两次改证,第一次修改为15%的应付余额在下一批发货单据向开证行提交时即付,最后一批货物15%应付余额凭开证申请人证明偿付;第二次将信用证金额增加至297,150美元,信用证有效期修改为2002年7月20日,最迟装运日期修改为2002年7月5日。

第一批单据:川投公司于2002年4月20日发运第一批货物,交单后顺利从上海分行收回货款。

第二批单据:川投公司于2002年5月15日发运第二批货物,价值56,034美元。2002年5月24日,上海分行收到单据。2002年6月6日,萨那分行通知上海分行,因下列不符点拒收第二批单据:(1)提单上明示的班轮条款是打印出来的而不是盖章;(2)汇票提示100%偿付,而不是按照信用证条款规定的85%;(3)提交的提单是港对港或联运提单,而不是海运提单。6月13日,川投公司通过其代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农行四川分行)将修改的汇票寄至上海分行,汇票金额改为47,628.90美元,并称如果在替换后申请人仍拒收单据和新的汇票,受益人要求退还这些单据。6月15日,萨那分行回电,对第二批单据所涉三项不符点予以了重申。6月24日,川投公司通过农行四川分行发函上海分行,询问申请人是否将接受这些单据,若仍拒收,请迅速将单据送还。此后,上海分行将第二批单据退还川投公司代理银行。

第三批单据:2002年5月29日,川投公司发出了价值84,051美元的第三批货物,上海分行支付了该批货款的85%。

第四批单据:2002年6月26日,川投公司将价值42,733美元的第四批货物发出,并向上海分行提交相关单据。2002年7月20日,萨那分行向上海分行发函,称单证存在以下不符点,拒付信用证项下款项:(1)保险单上的两处改动没有更改证明;(2)在2002年PTC投标中货物装运短缺;(3)提单没有按信用证第46A条第3项要求填写;(4)信用证第47A条第9项没有得到遵守;(5)信用证第78条未予遵守,即所有单据不是一批发送的。上海分行发函萨那分行,对上述不符点逐一进行了反驳。7月25日,萨那分行回电上海分行,将不符点由原先的5处减少为2处:即(1)保险单的改动未予有效证明;(2)提单不符合信用证对清洁提单的要求。经过多次信函往来后,萨那分行退回单据。


【争执焦点问题及评析】

一、第二批单据中提单的班轮条款(LINER TERMS)系打印而非盖章是否不符?

一审法院认为:第一,根据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信用证条款,其并未对提单中有关班轮条款是否应为盖章而非打印问题作出规定,且按照国际商会《关于审核跟单信用证项下单据的国际标准银行实务》的规定,其亦未对信用证议付单据中提单班轮条款是否必须为盖章作出限定。按照跟单信用证审单的严格相符原则,该第二批交货提单中班轮条款系打印字样并不构成单证不符点。第二,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受益人川投公司提交的第二批单据和第一批单据中两份提单中班轮条款均系打印字样,开证行萨那分行对第一份提单并未提出异议,而是在对第一份单据进行了议付后就第二批议付单据中提单的班轮条款提出了不符点。在信用证允许分批交货的情况下,因开证行对受益人先前一批提交的同样单据未提出不符点的异议,受益人在此后批次提交的单据中有充分理由信赖开证行的审单标准,提交同样类型的单据,况且此种系争不符点按照UCP500的规定并不成立。

单据内容可用打印、手写等多种方式填写完成,只要信用证本身对此没有相反规定,开证行提出的该不符点不成立。

一审法院分析的第一点和二审意见均提到“《关于审核跟单信用证项下单据的国际标准银行实务》(ISBP)亦未对信用证议付单据中提单班轮条款是否必须为盖章作出限定”,该理由颇为牵强。首先信用证有议付、付款、延期付款、承兑等多种兑用方式,只有议付信用证项下的单据方可称为议付单据,然而实务中存在无论其兑用方式都将信用证项下的单据统称为议付单据的错误表述;其次,ISBP仅仅是对《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所包含的基本原则的进一步演绎,尽管其篇幅近200个段落之多,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形,因此,以ISBP未明确规定某特定问题为由来判定不符点是否成立是不合适的。

一审法院的第二点分析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河--将“交易习惯”(curse of dealing)原则应用于信用证交易,严重违背了信用证赖以生存的独立性原则。美国统一商法典对“course of dealing”解释为特定交易的当事人在此交易之前实施的,可以被合理视为构成一种当事人双方共同的理解的依据的,用以解释他们的意思表示和其他行为的一系列行为。但该原则是不适用于具有极强独立性的信用证支付机制。信用证交易中开证行、保兑行独立地审核每一次提交的单据,以确定是否构成相符交单,进而确定其是否承担付款责任。如若单据不符,银行有权拒付,但银行亦有权洽询开证申请人是否接受不符单据,甚至有权自行决定接受不符单据。不同的信用证之间系相互独立,即便同一份信用证项下的不同批次的单据依然相互独立,以前曾接受过某种单据的做法(尤其是不符点)并不使得该银行承担日后需接受相同或类似不符点的责任。国际商会(ICC)在其公布的第R332号正式意见中明确表达了该立场,还在其第227号DOCDEX(跟单票据争议专家解决规则)裁定中否定了当事人以开证行承付了第二批不符单据为由,要求开证行接受其已拒付的含有相同不符点的第一次交单的企图。因此“在信用证允许分批交货的情况下,因开证行对受益人先前一批提交的同样单据未提出不符点的异议,受益人在此后批次提交的单据中有充分理由信赖开证行的审单标准,提交同样类型的单据。”的论断存在严重错误,而且是危险的。遗憾的是,该错误论断在二审判决中亦未得到及时纠正。


二、银行该如何审核信用证项下的汇票?

第二批单据中汇票金额并未按照信用证条款规定填写为该批交货金额的85%。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UCP500第13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银行不审核信用证中未规定的单据。如果银行收到此类单据,将退还交单人,或将其转交,并对此不负责任。本案中,信用证第46A条对议付信用证所需提交单据的规定并不包括汇票,开证行萨那分行对受益人川投公司所提交汇票的审查不能作为银行对信用证交易中单证不符点的审查内容。开证行对汇票的审查是其对汇票作为支付手段和文件的审查,其对不符合要求的汇票可以退票,但不得作为信用证审单中单证不符点的理由。对有瑕疵的汇票,受益人亦可采取补救措施,提交符合要求的汇票。信用证条款规定的付款条件是该批次信用证金额的85%凭提交的完全符合信用证条款的装运单据支付,而受益人川投公司提交的该批次汇票提示100%付款,尽管与信用证规定的付款条件不符,但因汇票在本案中不是信用证所要求提交的装运单据,故该项不构成不符点。而且,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受益人川投公司在信用证有效期内按照信用证条款的规定提交了该批次货款金额85%即47,628.90美元的汇票以代替原先的汇票,并得到了通知行上海分行的确认。因此,开证行提出的该项不符点并不构成开证行萨那分行拒付信用证款项的理由。

二审法院亦认为:根据UCP500的规定,银行不审核信用证中未规定的单据。由于汇票非系争信用证所要求提交的装运单据,故该项不构成不符点。

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银行、法院、学界对于汇票是否属于信用证要求的单据、银行该如何审核汇票、汇票上的瑕疵能否成为银行拒付的理由等问题争论不休。
比如,ICC认为当信用证要求“所有单据都必须注明合同号码”时,汇票上缺少合同号码并不构成拒付的理由(R590rev);汇票上的金额拼写错误也不构成不符点(第226号DOCDEX裁定)。英国法院在一涉及我国招商银行的案件中【Credit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 v China Merchants Bank [2002] EWHC 973 (Comm)】判定开证行提出用法语出具的汇票不符合信用证要求全部单据用英语出具之规定的不符点不成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青岛华天车辆有限公司诉韩国中小企业银行一案中【(2005)鲁民四终字第71号】认为汇票不是信用证项下所要求的单据,汇票为受益人向银行提示付款的单据,是受益人向付款行收取信用证款项的结算凭证。因此,信用证约定的交单日期不约束汇票的提交,原告在第一次提交汇票不符合约定的情况下,修改汇票并在信用证有效期内提交符合信用证要求汇票的行为,应是合法有效的行为。

因此,尽管备受争议,至今为大多数所接受的观点为:信用证项下的汇票是配合信用证支付机制的金融单据,属于一种特殊的单据,在国际标准银行实务中,对其审核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开证行不可轻易地以汇票上的瑕疵作为拒付理由,当汇票出现付款时间及金额等瑕疵时,仅可作为开证行对受益人交单索偿的一种抗辩,当抗辩理由消失,开证行仍需付款。

本案一审法院认为(SWIFT/MT700)46A栏目并未要求汇票,因而汇票属于信用证未规定的单据,银行对此不负责任;汇票非系争信用证所要求提交的装运单据,故该项不构成不符点。该说法值得商榷,且与其后面的关于补救汇票瑕疵的分析相矛盾。首先,不能以SWIFT的既定格式来判断信用证的单据要求,一般情况下单据性要求规定在46A(所需单据)栏目中,但出现在47A(附加条件)、42C(汇票)及其他栏目中的单据性要求仍应得到满足,尽管汇票是银行而非开证申请人要求的一种特殊的单据;其次,既然汇票属于信用证要求的单据之一,银行理应对其予以审核,只不过银行需特殊对待汇票上的瑕疵。法院应更多地从汇票在信用证支付机制中的功能及地位的角度去分析,而非笼统地宣称由于汇票非系争信用证所要求提交的装运单据,故该项不构成不符点,这种论断缺乏说服力。

三、如何证实单据的更改之处?

开证行所提不符点为:保险单上的两处改动没有更改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该批单据中保险单的两处修改均经过了保单签发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四川省分公司签章证明,且当事人未对该份签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即已满足UCP500对信用证议付单据修改之处证明的要求,无需再另外提供证明文件。因此,开证行萨那分行提出的该项不符点不成立。

二审法院也只是简单重复了上述观点。

该判决意见令人费解。究其根源,应该是源于原告提交的诉讼材料的翻译问题。笔者未能见到原始的拒付通知,但开证行的表述应该是指没有证实(authenticate)保险单上的更改之处,原告将其翻译为证明,法院也就错上加错地阐述为“无需再另外提供证明文件”。该问题至少表明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只是片面地依据当事人提供的翻译文件,然而信用证业务中涉及的信用证、单据、银行间往来函电等均为英文,且专业术语颇多,当事人提供的中文翻译件有时无法准确反映争议实质,此时需要法院的审判人员具备一定的外语知识,更多地查阅原始资料,探究争议实质,中文翻译件仅供满足程序所需及参考之用。被告在上诉时曾提到原告所提供的诉讼材料翻译有误的问题,但未得到二审法院的及时关注。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审判人员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案件所涉专业知识的了解,否则应可判断出翻译不到位的问题,而不会得出“无需再另外提供证明文件”错误解释。

我们再来看该不符点是否成立。ISBP规定:除了由受益人制作的单据外,对其他单据内容的更正或更改必须在表面上看来经出单人或出单人的授权人证实。证实必须表明证实人的名称,且包括证实人的签字或小签。该条款清楚地规定了对修改的证实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表明证实人(出单人或其授权人)的名称,二是证实人的签字。本案中保险单上的改动仅有出单人的印章,没有额外签字,开证行据此提出不符。在一般情况下,比如签署单据,印章本身也构成签署的方式之一,然而在证实单据的更改时,ISBP明确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要求。ICC在第R552及R599意见中也再次明确了仅仅包含公司名称的印章不足以满足对证实的要求。因此,严格意义上而言,开证行提出的该不符点是有效的。

四、保兑行何时承担付款责任?

关于东方汇理银行上海分行的法律地位及责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信用证所载内容表明,信用证开证行萨那分行在信用证保兑一栏内授权允许保兑。上海分行在其发给川投公司的信用证通知书上对该份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加具保兑。故上海分行承担了保兑行的责任。

根据UCP500第9条第4项的规定,保兑行可将其保兑扩展至信用证修改书,并自通知该修改书之时,即不可撤销地受信用证修改书的约束。但是,保兑行可以选择将修改书通知受益人而不对其保兑。如果保兑行这样做,其必须毫不迟延地将此通知开证行和受益人。本案中,在萨那分行开出信用证后,又两次对信用证条款进行了修改,上海分行作为通知行将上述修改之处通知受益人川投公司之时,其并未就信用证的保兑是否延展至修改书表示明确的异议。据此,本院认为,上海分行对信用证加具的保兑延展至信用证修改书,在本案系争信用证纠纷中承担保兑行的责任,对于受益人川投公司在信用证规定的有效期内提交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单据,上海分行应在开证行萨那分行以外对受益人川投公司构成确定的付款承诺。上海分行在本案信用证纠纷中作为保兑行,一旦对信用证加具保兑,就成为信用证的当事人,其自始应对受益人川投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且受益人川投公司已向其提出付款的请求,更何况在开证行萨那分行对信用证项下款项无理拒付的情况下,作为保兑行的上海分行对受益人川投公司应承担直接的、独立的付款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UCP500的规定,信用证条款中“confirm”和“confirmation”的含义受到了严格的限定,应为“保兑”。本案中,开证行萨那分行在其开立的信用证中对信用证的保兑予以了授权,而通知行上海分行随后在其作出的信用证通知书中加具了带有“confirmation”即保兑的条款,使其承担了保兑行的责任。按照UCP500的规定,受益人在信用证有效期内提交了符合信用证条款规定的议付单据后,若开证行无理拒付信用证款项,保兑行仍应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其在付款之后可与开证行确定其责任分担。上海分行作为保兑行应对受益人川投公司承担直接的付款责任。

一审及二审法院对上海分行作为保兑行地位的认定并无不当,但在阐述保兑行的责任时却存在曲解之处,一审法院提到“受益人川投公司已向其提出付款的请求,更何况在开证行萨那分行对信用证项下款项无理拒付的情况下,作为保兑行的上海分行对受益人川投公司应承担直接的、独立的付款责任。”二审法院认为“按照UCP500的规定,受益人在信用证有效期内提交了符合信用证条款规定的议付单据后,若开证行无理拒付信用证款项,保兑行仍应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其在付款之后可与开证行确定其责任分担。”

保兑行的责任独立于开证行,当相符单据交到保兑行时,保兑行即承担确定的付款责任,而绝非从属于开证行,在开证行无理拒付时才承担付款责任。如果受益人绕开保兑行,选择直接交单给开证行,即使单证相符,也并不同时启动保兑行的付款责任。如果受益人在被开证行拒付后再找保兑行,对于保兑行而言,这构成一次全新的交单,仍应满足交单期、有效期等限制。

本案中受益人首先向保兑行交单,保兑行再寄单给开证行,所争执的两次交单的不符点都是是开证行提出的。换言之,保兑行收单后并未在UCP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发出拒付通知,依据争议当时所适用的UCP500第14条e款之规定,保兑行未能按照第14条行事,则已丧失宣称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的权利,此时无论单据是否相符,均应承担付款责任。

因此,法院在审理本案时,首先应确定东方汇理银行上海分行作为保兑行的地位及其对原告承担早已确定的付款责任,而不是在判决书的最后才提到保兑行的责任问题,至于此前对所争执的不符点是否成立的分析纯属题外话。